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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专题片脚本 《69届》

文化专题片 174 92



电视专题片脚本 《69届》



电视片脚本

《69届》


场景:北京紫竹院公园晨练人群。中国国家图书馆楼宇。进进出出的人群,各类讲座、文化艺术学习班广告牌。国家图书馆宿舍楼。

画外音:不久前,网络上流传着一篇文章——《北京的69届》,作者是一位中学教师。

(采访者走进宿舍楼,上电梯,敲门。)

(进入后,落座。)

采访者(以下简称访):我看了网上流传的文章《北京的69届》,您怎么会想起写这样一篇文章呢?

徐小棣(以下简称徐):因为想表达吧。我学会使用电脑以后,一直很注意关于上山下乡历史的信息,一直在等待关于69届的话题,但是很失望。有人写“老三届”,就是没有人写69届。我不甘心,就写了。

访:您的这篇文章最先发在哪里?

徐:北京大学的一个网站。我想让当代大学生知道69届这个专有名词,这是他们父辈中相当大的一个人群。我自己的孩子也应当知道这个词,因为我就是69届的。

(镜头掠过孩子身穿学位服的毕业照。)

访:请解释一下你所说的专有名词69届。

徐:如果让我解释,我这样解释:69届指1969年上山下乡的初中学生。1966年文革祸起时,他们是6年级的小学生。那一年全国中断了学校教育,所以6月里小学相继停课,他们受的正规教育就到那时候为止,其实是小学6年级学生。他们既不像上边几届学生上过文革前名副其实的中学文化课程,也不像后来几届学生“复”了文革改编教材的“课”;自1966年6月文革开始,他们几乎就没有上一天文化课。69届在中学逗留时间很短,是一大批承受历史动乱恶果的人,是一大批政治运动的牺牲品。

访:您有当时的课本吗?

徐:你还是没有明白,我们69届没有课程,没有课本,就读毛的语录,读《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写大批判稿。

访:上山下乡的都是这样的人吗?

徐:不都是,但是我们占相当大的比例。当年对待北京69届的上山下乡政策特别绝,没有像别的届那样的留京名额,也没有因特殊困难享受照顾的名额,用当年的话说叫“一锅端”,一个不能少的意思吧。69届的去向是黑龙江、内蒙古、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和嫩江国营农场。现在有人说,组建兵团是因为当时中苏边境出现了紧张局势,所以需要“屯垦戍边,寓兵于农”;也有人说,让百万青年上山下乡是领袖在疏导文革的动乱局面。说实话,我对这些没有研究,也不想把69届的经历牵强地升华。我不同意让莫名其妙的口号稀释、消融这段经历的荒诞和痛苦。我觉得,加上那些大而空的东西去看我们的苦难,它就变形了;说那些大而不甚理解的东西,只能在客观上为69届付出的牺牲障目,使人难以判断:让这样大批的未成年人上山下乡是什么性质。我希望呈现出我们真实的经历和感受,既不夸大也不掩饰,使后人对我们有一个客观的认识和了解。我就想具体说说我们的经历,就想记录、张显这种经历的本身。因为我知道,我们69届学生人生的道路就在文革、上山下乡这里铸就。

(上山下乡送行场面的历史资料画面。)

画外音:从1969年8月下旬到9月中旬,北京站和永定门站几乎每天都有北上、南下、西去的列车,把69届的小不点儿们运送到遥远的边地。那时他们多数是16岁,有些上学早的同学,当时就只有15岁。

(采访者去北京西城档案馆查阅当年的档案资料,要求查1969年相关的档案,现场实录。根据情况即兴评论。)

画外音:1966年小学的应届毕业生,也就是后来我们说的69届。他们在乱世中经历了一年左右的失学,小学不再管辖他们,中学也没有及时接纳他们。直到1967年10月,初中才把他们就近收编。他们与“老三届”明显不同的是,在1966—1968年文革的高潮时期,老三届学生造反夺权,全国串联,接受部队“三支两军”,经历了社会风雨,参与了社会实践,也有了思考的机会。而文革高潮时期的69届学生,年纪幼小,只是动乱中“看热闹”的旁观者,文化基础薄弱,对社会实际情况缺乏深刻了解。这不仅使他们上山下乡后身心倍受损害,难以获得精神资源,出现了整体的无意识状态,而且限制了他们后来的发展,大批人在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落伍。

(播放文革时候学校场面的资料片。)

画外音:69届的所谓中学课程大致三部分:学习毛著、批判学校生造出来的阶级敌人、到京郊参加农业劳动。偶尔,酷爱自己学科的教师可能借题发挥传授过一点文化知识,比如,借读语录之机讲讲修辞,借读诗词之机讲讲古汉语,指着场院上的粮食囤讲讲体积计算…… 就是这样的“初中”,69届也只上了不到两年,1969年8月,这批学生就开始大规模上山下乡了。

(京兰线奔驰的列车。采访者与徐在火车上。)

画外音:为了描述69届的经历,我们一行登上了从北京到兰州的列车。1969年8月和9月,一列列火车运送叫作“知识青年”的学生们西行,到未知的地方去开始他们的生活。从乌兰察布的丰镇,到巴彦淖尔的磴口,沿线安置了大批“知识青年”。

(到达内蒙古五原县刘召火车站,下车,对景物即兴议论。)

徐:1969年9月16日凌晨1点我们到达这里。当时感觉失望的是,没有锣鼓喧天的迎接场面,秩序很混乱,一下子没有人管了的感觉。站台和路基上都是人,有光线很强的照明灯,有高音喇叭在播音,让自己去找自己的行李。我原来以为自己的行李会稳稳当当摆在自己的新家呢。我很慌,不知道应当往哪里走。不过,人有本能适应各种遭遇,确实是这样。我当时只有16岁,但是很快就跟着别人找到了自己的行李,那时候指导我的是我妈妈嘱咐我的一句话“鼻子底下有嘴”。找不到就问呗。大家都在规定时间找到了扔在路基上的行李。

访:每人有多少行李?

徐:没有多少,每人都有一个类似的大木头箱子。自己抬不动,必须找伙伴。我当时找的伙伴不是我自己学校的,是50中的,我们是在混乱中认识的,她也是69届的,叫郝志军。

访:把箱子抬到哪里?

徐:哦,忘了说,刘召站上停了十几辆敞篷大卡车,空地上搭起一个台子,就抬到那附近。台上穿军装的人对着麦克风宣布名单,谁几连,谁几连,比如:“×连:北京116中××,北京49中×××,北京50中×××,……”让自己去找连队的卡车。我分配到15团10连,50中的郝志军也是10连,我们很高兴,一下子就成了朋友。

访:后来呢?

徐:我们自己把行李装上车。卡车是挂拖斗的,前边坐人,拖斗里是行李,摞得特别高。当时指挥我们的是个转业军人,后来是我们新兵的排长,叫刘凤义,当时24岁。他大喊大叫地指挥,态度很生硬。我还想,怎么对我们那么不客气啊。我老是以为自己是光荣知青,得怎么怎么对待,现在想特别幼稚可笑。现在我才理解,刘凤义如果不那么厉害,甚至野蛮、凶,他怎么能在夜里把30多个16岁的男女孩子,连同他们笨重的行李都弄到大卡车上去啊?后来一切终于停当,就开车了。

(乘汽车去15团10连。景物,原野。)

徐:车一开,我们就冷了,从北京西行千里,没有想到带足够的衣服。你想,内蒙的9月中旬,夜里,又是在行驶的敞篷卡车上。

访:是啊,9月北京夜里也凉了。

徐:我听见郝志军冻得牙齿咯咯响,她那个人很逗,笑着捅我,让我听。我好像比她能抗冻,我书包里有一条咔叽的裤子,我就给她把裤子围在身上。

(到达15团10连,乌加河南岸,停车。)

徐:连队在河的那边,当时河上有一座木桥,带拖斗的卡车过不去,就停在这里。我们在敞篷卡车上待了快3小时,每个人都憋了尿,一下车,晨光微熹中,男生女生都顾不上回避,赶紧尿尿,就听见哗哗的声音。我被尿滑倒了,身上都脏了。我们又两人搭档,把箱子抬过河,抬到驻地。

(过河,交谈。)

徐:当时这里有一座孤零零的土房子,我们16个女生就被安置在这里。屋子里是对面大炕。我们16个人里边14个是69届的,在没有人管理的情况下,人就本能地听个子大、年龄大的。116中有个大个子是68届的,1米74,叫王昱华,我们就看她怎么做。我看见她从挎包里拿出一把剪刀,剪断了包装箱子的草绳子,然后打开箱子,拿出被子褥子。是应当这么干啊,我们就都等她的剪子。拆了行李赶紧睡觉,像王昱华那么做。忘了是从哪里弄了点水,洗了洗脸。我记得116中69届的董双巧,当时口渴得要命,她就问,我想喝点脸盆里的水,你们说行不行啊?没有人回答,董双巧就喝了一点自己的洗脸水,她第二天竟没有生病。在内蒙生活的第一天,在我记忆里刻下的,就是这些。回想起来有些苦涩,但是也自豪,为我们的勇敢,为我们的适应能力。

(乌加河北岸的景物。)

徐:这就是我的第二故乡。你看,这些房子全是我们盖的,这附近的地全是我们种的。我们来的时候,这里几乎什么都没有,因为这个10连,是从河南边的1连分出来的新建连队。这是我们当年住的房子。

(进屋,与居住者即兴对话。)

徐:你看,当时里间住11个人,外间住4个,我在外间。我在这,挨着5中69届的孟艳君,她挨着我们学校69届的刘桂云,这里是5中69届的马兴安。马兴安的爸爸是一位将军,她1971年就参了军,改变了知青的身份。马兴安是我的朋友,人非常好,非常可爱。但是像她这样有家庭背景的同学很快就能离开兵团,在我们心里重重地击了一下。我们隐约感到,其实存在着不平等、不公平,有些说教虚伪并且自相矛盾。我、孟艳君、刘桂云三个是1976年以后先后病退回北京的。

访:这里有什么69届的故事吗?

徐:故事真是很多,每个知青回到当年度过青春的地方,都能讲很多。所谓时代的悲剧,其实就是个人的悲剧。

访:为什么您认为69届与个人悲剧有关?我觉得您生活得不错,您不就是69届的吗?

徐:我对我的生活知足,我也感激生活给予我的阅历,我想许多69届同学和我的态度一样。但是写文章也好、接受您的采访也好,都是希望上山下乡的历史材料和生活图景,能留在人们的意识和记忆中。69届整体经历的,是动乱、是剥夺,是苦难。你想想,这几十万人当时都是15、16岁的未成年人,他们以往的生活还没有建立,才受了6年小学教育,就被迫加入了上山下乡行列。

访:我从文艺作品中知道的是,你们一代人是满怀豪情上山下乡的。

徐:那不是真相。我们是“满怀豪情”,但是那是一种政治高压连同蛊惑的结果。我们没有选择的可能,上山下乡不是我们选择的结果,而是强行的安排,对我们的安置也相当的仓促。这是历史的事实。你想想,一个都不能少,好几十万人哪!

(拍摄屋中的陈设。)

徐:有一天晚上,没有电,我们就躺在这里聊天,讲故事,生活确实常常有点浪漫。我们是11班,隔壁12班的69届同学蔡顺利也在我们这里听故事。蔡顺利的个子特别瘦小,她听着我们聊天,就横在我们的脚头睡着了,谁也没有注意她。到了半夜,12班的班长王秋香忽然敲我们的门,说蔡顺利不知道为什么到那时还没有回来,记得她是到我们班去了的,问我们看见她没有。我们几个回想,也都记得她是在我们这里来着。我们就这么找来找去,蔡顺利贴着墙睡在大家的脚头也没有醒。等王秋香出去找她,我们又重新钻被窝的时候,我才踢着她,发现她是睡在我们的脚头。她太瘦小了。我们大呼小叫,她惊醒了,她哭了起来。

访:她后来怎样?

徐:她1974年在礼堂里整理堆放的麻袋的时候,舞台的一堵墙塌了,把她埋在了里头,受了重伤,后来因此而病退,回了北京。

(拍摄景物。)

徐:原来的连部在这里,我还保存着的一封“续假信”,就是连队文书在这里写了寄给我的。那是1971年底我第一次探亲,我妈妈恰好半身不遂。我的12天假期就要满了,她还生死未卜。我就申请续假,结果被批准了,我又在北京住了10天。我很感激连队的领导通情达理,所以一直留着这封“续假信”。你看。

(看“续假信”,读信:)

“徐小棣同志,你好!

来信收到,内容尽悉。最近几天你母亲的病是否有好转。从信中看到你的这种情况,经我们研究同意给你续假10天。希望你在北京期间,仍然要像在连队一样,经常不断地学习毛主席著作,像信中所表示的那样用毛主席的哲学思想处理好此事,实现自己的诺言,经受住考验,按时归队。而且还要做到在家不忘战备,离开连队也要自觉遵守纪律,注意保密,慎之又慎。

十五团十连连部

1971.12.27 晚”

访:你对连队的领导印象是好的?

徐:他们做的好事我自然一件也忘不掉。不过,我们的政治指导员是个行为不端正的领导。

访:那时候就贪污受贿了?

徐:不是不是,不是这方面的问题。他对女生进行性侵犯。我是1971年6月调离这个连队的。在1970年夏天,睡蚊帐的时候,夜里发现过几次有人到女生蚊帐里摸,被摸的人一喊叫他就跑了,大家睡得迷糊,始终不知道是谁。有人偷偷说那人的影子像是指导员,但是不敢确认,也不敢声张。后来在1974年的时候,指导员的问题终于被揭发出来,他对6个女生有过性侵犯。那6个人中,我能说出4个人的名字,有两个不知道是谁。那4个同学中,3个是69届的,都是由于希望通过病退或者困退回北京,有了这样的遭遇。

访:你是说,你们没有安全感?

徐:不是,事实上,我们很有安全感。谁也没有思考我们是不是应该在这样的年龄到这样的地方,开始这样的生活;谁也没有想到负责我们政治思想工作的解放军干部会是品行恶劣的人。在我们看来,他们的领章、帽徽就是他们品行好的标志。也许正因为这样,我们缺乏自我保护意识,很受伤害。

访:你们指导员被处理了吗?

徐:处理了,只是调离了我们的连队,在团机关的机运股工作了。

访:受害的知青呢?

徐:她们都如愿以偿,办成了手续,回了北京。

访:为什么我们通常看见的知青生活的回忆,总是像田园牧歌或者像交响诗?

徐:这个我说不清楚。不过我能肯定,那不是严格、准确的记事。我尽量细碎具体地叙述,听起来虽然简陋,无法涵盖整个的上山下乡运动,但是起码说出了我自己真实的见闻和感受。

访:您没有热烈的、幸福的、振奋的回忆吗?

徐:当然有,那是生活给予的,不是上山下乡给予的。我们克服了许多困难,我们之间建立了难忘的友谊,我们在这里长大成人,变得非常坚强,这些都应当感谢生活。如果没有上山下乡,生活照样可以给予我们诸多的教益。我们本应当受教育,去过正常的生活。

访:您的69届同学都是这样的想法吗?

徐:这个我不知道,我们不深谈这样的问题。

访:大家聚会吗?

徐:1999年,116中我们班同学聚会过一次,有将近40人参加。

访:大家都怎么样?

徐:都还好。但是,没有一人在1977年恢复高考后考上大学。我们的文化底子太差了。我算是接受了成人高等教育,上的是夜大,有国家承认的文凭,同学们叫我“知识分子”,我心里很难过。其实,在我的单位,我的学历很不“硬”,很拿不出手。各种考核我都得硬着头皮去对应。

访:别人怎么样?

徐:下岗的很多,有的提前退休,1999年仍然在正式岗位上的只有少数几个人,现在一定更少了。

访:有成功人士吗?

徐:不知道应当怎么回答。您的“成功人士”大概意味着有地位,有名望,有权力,有财富。这样的人在我们这班人中间真的没有。历史的荒诞留给我们许多伤痛,限制了我们的发展,不过大家还是在诚实地劳动,正派地生活。我有个同学叫马金良(在照片上指),从兵团回北京后,一直在东单皮鞋厂当司机,是司机班的班长。国家二级企业东单皮鞋厂经营得一路滑坡,最后全厂的汽车从十几辆就剩下了一辆,最后留任的司机只有两人。一人很年轻,另一人就是我的69届同学马金良,他那时候快50岁了,他们两人轮流开那一部汽车。后来我的69届同学马金良自己主动同意把工作机会让给那个年轻人,他说,“他的孩子还小,需要钱。我负担少,我退了自己去想办法吧。”当时厂里才给他200多元的生活费,他就退了下来,到外边自谋工作。他现在给一个政府机关做临时司机,工资1000多元。他身上集中表现了69届承受了什么,他们是怎样接受命运,是何等善良,又何等坚韧。他不是“成功人士”,可是我真为他这样的人骄傲!

(乌加河,内蒙河套平原的晚霞。)

画外音:69届,一个过去年代的专有名词,愿人们知道它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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